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

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亚洲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知识的生产、交流与媒介”工作坊于2022年6月17至18日盛大召开。此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汇聚了来自海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三十余名学者。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资深副教授朱玫主持。朱玫教授介绍了中山大学“亚洲史工作坊”前三期的丰硕成果及此次活动的发起初衷。随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详细阐述了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中山大学亚洲史学科的进步，以及《亚洲史研究》的筹备情况。工作坊的主旨报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著名教授滨下武志倾情呈现，他深入了“亚细亚”概念的形成，以及知识与地域间的微妙关系。滨下武志还前瞻性地提出了“地理亚细亚”与“思想亚细亚”的交融，强调了区域与知域之间的紧密联系。

会议报告分为六组进行，涵盖了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多个地区。讨论内容不仅涉及媒介与知识生产、交流的历史进程，还了书写载体变迁与社会性质的关系，以及知识交流的机制与秩序格局。会议中的亮点之一是“古代东亚的知识与信息交流”专题报告，由朱玫副教授主持。该环节汇聚了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金庆浩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戴卫红研究员等杰出学者。他们通过深入挖掘东亚范围内的出土文献和书目，揭示了古代东亚书籍普及和知识交流的历史面貌。会议还围绕“书籍的秩序”这一主题展开深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郑谟以高丽对宋的书籍外交为例，详细阐述了书籍在外交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这次会议集结了学界精英，共同知识的生产、交流与媒介的关系，呈现出丰富的学术成果和深入的见解。通过深入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与会学者不仅深化了对亚洲史的理解，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在评议环节对后续研究方向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并与郑谟教授就商人在书籍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两位学者的交流展现了历史的与广度，也凸显了书籍交流在历史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场报告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洋以《东亚理学接受中的图像因素基于<四书章图>的文献学考察》为主题进行了报告。杨洋教授深入了《四书章图》在东亚地区的流传脉络、流行原因以及其在理学传播中的角色。南昌大学哲学系的田炳郁教授对这一问题也颇有研究，在评议环节对《四书章图》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补充。会议主持人刘勇教授对“章图”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了其对东亚儒学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报告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李恒恩以《朝鲜王朝前期地理知识的获取和编制以地理志与类书的考察为中心》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报告详细描述了朝鲜王朝前期官方修撰全国地理志的过程，并揭示了地理知识的获取和编制背后的方式和兴趣。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的黄永远副教授在评议环节从问题意识、学术史等方面对该报告进行了深入，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第三场的报告主题是“文书、抄本的流通与使用”，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邱轶皓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智以《从词汇文献看苏美尔人的驿站与信使》为主题，介绍了古代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词汇文献的独特之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蒋家瑜副教授对该报告进行了精彩的评议，认为词汇文献是古代文明中重要的知识传播方式之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古代西亚地区多民族流动与融合对词汇文献发展影响的深入方向。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钱艾琳的报告聚焦于书写艺术在远东文学转型中的作用，以瓦绥提的《玛卡梅库法篇》为例进行了深入。钱艾琳的报告引发了关于书法作为一种技艺在远东世界中的意义的热烈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玫和硕士研究生陈宛钰共同报告了关于高丽末朝鲜初期“告身”的文书体式变迁与行政运作的研究，揭示了告身文书在王朝行政与统治中的重要角色。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阿风教授对此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告身制度尤其是元明时期转变的研究建议。

第四场报告的主题为“文化交互与知识传播”，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曹寅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博士后杜雨晴的报告以《多重文化交互<会同四教>与18世纪越南的跨..对话》为主题，了文化交互和知识传播在域内的复杂过程。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郭丽娜教授就报告的某些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并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这场报告展示了文化交互和知识传播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程方毅以《从“克拉肯”到“巨型乌贼”“章鱼”知识的形成与演变》为题，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场引人入胜的报告。程方毅教授深入了章鱼这一神秘生物在现代讽刺漫画中的形象起源。据他研究，这一形象最早可追溯到雨果的《海上劳工》，而雨果笔下的章鱼灵感来源于博物学家孟福尔的著作。雨果并不满足于孟福尔的描述，他进一步借助哲学思想，将章鱼诠释为阻碍人类进步的象征。这一形象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的变迁。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麦贝力对程方毅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围绕巨型乌贼的存在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提出了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程方毅教授也结合19世纪的时代背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杨培娜与硕士研究生宋恩泽共同发表了题为《明治时期对华水产调查研究的梳理与》的报告。他们详细梳理了明治时期对华水产调查报告的特点，分析了各时期报告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并深入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报告指出，水产调查报告形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日本殖民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亚洲水产贸易格局的影响，也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亚洲的传播和普及。评议人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姜娜认为，报告在揭示文本转型的还应进一步方法论的变化和传播问题。

第五场报告主题为“东亚知识的近代形成”，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杨洋助理教授主持。其中，韩国海洋大学东亚文化专业副教授孙成俊以《大韩帝国时期媒体中的梁启超文本变异》为题，详细了梁启超在大韩帝国内部的影响力。他对比了大韩帝国时期的三个译本，揭示了梁启超思想在接受过程中的政治倾向和重点差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在评议环节对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过程进行了补充介绍，并对比了近代中韩在接收西方思想观念时的差异。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顾春关于《大同书与星界想游记的关联说引发的思考》的报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深入分析了康有为的《大同书》与井上圆了的《星界想游记》两部著作之间的文化关联和思想碰撞。顾春认为，这两部著作虽无直接文本渊源，但在历史大变局时期，都展现了东西思想文化交融的乌托邦思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坤容副教授则围绕和哲郎的学研究与佛学理解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报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赵晓靓对此进行了深入评议和。

第六场报告主题为“话语建构与知识生产”，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黎相宜副教授主持。其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以《想象中的基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滇缅铁路》为题，深入了不同主体对滇缅铁路的想象与建构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逻辑。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袁丁教授从近代英国对缅甸的政策以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等时代背景出发，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补充和解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白云天也围绕奥斯曼征服的历史建构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报告。

这些报告不仅展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见解，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盛宴。自16世纪至今，阿文史著的梳理工作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白云天博士在研究后认为，在19世纪中期之前，沙姆和埃及并未被统一在带有特定字样的概念之下。将“奥斯曼征服”置于土阿民族关系的框架下是20世纪才兴起的观念。即便一些史学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民族主义史观”对奥斯曼时代的解读提出批判，他们仍然未能摆脱土阿关系的叙事框架。关于阿语地名的翻译问题，白云天和邱轶皓博士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吴耀庭博士则带来了关于冷战初期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印尼研究的会议报告。吴博士主要基于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解密的文件，详细阐述了该机构在冷战期间如何对印尼进行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工作，包括阵营倾向、国家治理以及外交事务等方面。对此，袁丁评议员从各国情报机构档案的共性以及冷战的时代背景出发，为吴博士的报告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并为后续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在综合讨论环节，由朱坤容主持，各位与会学者纷纷发言。邱轶皓和袁丁都认为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某些方面并不能完全替代斯大林对民族共同性的阐述，尤其是在论证亚洲民族时显得力度不足。李智以现代的“亚述民族”为例，详细说明了民族认同问题的复杂性。而杨洋和顾春则讨论了文本中思想渊源的处理问题。顾春认为溯源工作虽然复杂但也很有意义，同时代的交流研究同样重要。杨洋则主张跳出传统的影响接受框架，将重点放在文本的再生成上。朱玫则聚焦于东亚地区的知识生产传统，强调了国家、官僚、士人等传统媒介的作用及其互动关系，并提倡对不同地区知识生产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与此邱轶皓和李智也分享了关于西亚地区知识生产的传统和独特见解。

滨下武志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次工作坊以知识为主题，在亚洲的框架下，将不同领域的知识系统联系起来，有助于学者间的相互启发。这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深化对亚洲知识生产的理解。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流产网希望本次会议的讨论成果能为大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也感谢各位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和深入讨论，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知识的盛宴。

本次会议还得到了责任编辑钟源和校对栾梦的辛勤付出和细心校对，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本文的准确发布。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