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是c刊吗）
近年来，CNKI知网再度因定价问题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一封邮件截图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封邮件中提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正在考虑使用其他数据库替代知网服务，这一决策似乎是对知网高昂费用的回应。
而知网的这场争议并非孤立事件，早在上一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诉知网成功的案例之后，人们就纷纷开始质疑知网的定价模式和版权处理方式。赵教授发现知网擅自收录其一百多篇论文而未支付稿费，这一事件使得公众开始关注到学术数据库的知识产权问题。虽然赵教授最终胜诉，但他的论文却被知网下架，这也引发了对知网运营模式的反思。
在过去十年中，从北京大学到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曾因知网的订阅费用不断上涨而宣布停用，但最终仍不得不恢复订阅。这些都反映出知网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虽然曾有演员翟天临事件使得知网短暂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更多时候，知网都是人们获取信息、交流知识的关键平台。如同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不知道知网可能就像现代人不会使用Word一样令人难以置信。这也反映出知网巨大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如今知网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定价和版权问题上。许多学者和媒体都在这个问题，认为学术数据库垄断学术资源并获取超额利润的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存在。全球各地的学术界都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关于知识开放和利用的讨论。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线上获取知识的需求空前高涨，这也被认为是推动知识开放步伐加快的契机。与此《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指出，由于中国学术期刊体制下的结构和布局问题，使得聚合性的学术资源构建变得困难重重，而知网得以全面接手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的渠道，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导致学者和学生们的论文被收录却得不到报酬，下载自己的论文却需要付费的闭环现象。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以美国为例，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商巨头爱思唯尔也面临着类似的争议和质疑。加州大学系统曾宣布放弃订阅爱思唯尔的期刊，因为高昂的订阅费用与其提供的服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数据库巨头的高额利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这种现状让许多学者和学生感到无奈和困惑他们不得不花费高昂的费用才能获取自己辛苦创作的成果这种现象被称为学术资源的垄断和商业化滥用引发了人们对学术环境公正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担忧。在这种背景下各方纷纷提出改革方案并寻求解决方案让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公正、开放的学术环境未来能真正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交流让学术研究得以繁荣和发展。随着学术数据库的普及，捆绑销售策略成为了主流模式。这导致大学在订购期刊时经常面临困境，有些期刊尽管订购了却几乎无人访问。弗吉尼亚大学为例，数据显示该校购买的近0种Springer Nature期刊中，有1种从未被访问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图书馆职工Elaine Westbrooks指出，这些期刊的费用给图书馆带来了沉重负担，甚至挤压了教学投资。这样的问题在学术资源数字化的过程中尤为突出。
回溯学术资源数字化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从印刷时代的小规模科学协会出版到数字化时代的出版商垄断市场，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美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历史学者Aileen Fyfe指出，二战后，随着冷战时代的来临和研究的资金增加，期刊意识到图书馆的订购费用远大于个人订阅费用，逐渐开始了规模化发展并形成了少数出版商的市场。而互联网普及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降低期刊的阅读成本。相反地，出版商逐渐采用捆绑销售数据的模式，使得大学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费用购买这些“期刊集”。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放知识”运动应运而生。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打破学术出版商的知识围墙，实现知识的自由传播。其中不乏一些引人注目的尝试和事件。英国数学家威廉高尔斯曾号召抵制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并创办了免费访问的数学期刊。与此一些科学家通过创建网站如Sci-Hub来推动知识的免费获取。Sci-Hub与俄罗斯创世纪图书馆的合作使得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流行，它通过允许教育机构代理访问绕过出版商的付费墙，成为了学术圈广为人知的文献搜索工具。Sci-Hub的普及也引发了出版商的强烈反击。爱思唯尔等出版商对Sci-Hub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知识产权。尽管面临重重困境，Sci-Hub依然努力扩展其服务范围。与此一些学者和专家也对Sci-Hub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其忽视了出版商在维护期刊品质方面的投入和努力。尽管如此，Sci-Hub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和支持者。出版商针对Sci-Hub的起诉也在多个国家陆续进行。这一运动背后反映了全球学术界的公平诉求和对知识自由的向往。这一问题的走向也将继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关于Sci-Hub与开放知识获取运动的
Sci-Hub在不同地区的法律判决遭遇差异，引发广泛关注。在印度，一场关于Sci-Hub的官司成为焦点。出版商如爱思唯尔、Willy等在此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指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人们对Sci-Hub的访问。埃尔巴金表示，印度不应执行严格的版权制度，因为科学与教育急需这些素材。法律学者Arul George Scaria认为，如果Sci-Hub胜诉，将成为其他国家对待Sci-Hub态度的转折点，甚至可能促使出版商重新思考商业模式。
埃尔巴金指出，出版商对Sci-Hub涉及学术资源版权的指控是“空洞”的。他表示，Sci-Hub并未威胁到学术机构的安全，真正的威胁是付费墙。开放交流应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使科学进步成为可能。从全球视角看，开放知识运动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有着特殊意义。
新闻网站Conversation的文章指出，开放获取知识运动的意义在于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公平。学者Wingfield的研究显示，购买数据库和享有学术资源的财务压力在非洲国家尤为显著。印度等国的科学家表示，如果Sci-Hub遭受不利判决，该国科学界将继续承受“区别对待”。疫情背景下，开放知识获取运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电子文献的获取需要减少壁垒，许多线上出版机构暂时开放付费专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开放知识获取，以加强COVID-19信息流通。
尽管开放知识获取实践正在迅速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Michael Khor和Alana M. Soehartono所指出，开放知识实践需要资金支持，一些开放期刊使用当地语言，难以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出版商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如Springer Nature允许作者发表开放获取文章但收取费用。
开放知识获取运动寻求替代既有的学术资源传播模式，它离不开市场竞争和部门介入。其成果可能与学术评价机制有关。尽管购买大型数据库的费用高昂，但作者更倾向于在影响因子较高的传统期刊上发表论文，因为学术关乎交流和传播，也关乎绩效评估。研究也发现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开放知识获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但面临诸多挑战。它需要资金支持、市场竞争、介入和学术评价机制的改变。尽管存在一些困难，但开放知识获取实践仍在不断推进，为科学交流和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电影《录取通知》的剧照让人回想起那段充满憧憬与期待的青春岁月。而当我们深入学术领域的发展时，不难发现，学术数据库影响力的增强背后，其实是一套学术考评机制的逐步标准化。Michael Khor和 Alana M. Soehartono在谈论如何评定文章质量时提到，除了引用数量，更应关注知识的转化和应用。南洋理工大学推进知识开放项目的初衷，正是要改变人们传统的学术观念，让更多人意识到引用次数并非学术质量的唯一标准。他们强调，真正的学术价值应该体现在对工业、商业乃至社区服务的实际贡献上。
在VOX的一篇文章中，《英国医学杂志》（BMJ）的执行主编Theodora Bloom也谈到了奖励机制的问题。她指出，学术界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热门领域和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发表上，因为这是研究者晋升的重要路径。而一些出版商则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数据，为学术界提供趋势分析和指导。但历史学者Fyfe却持更乐观的态度，他期待知识开放运动能带来深层的学术文化变革。
这一变革无疑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尽管开放获取和开放网站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如果现有的学术考评体制不变，科学家们继续接受现状，那么真正的开放获取仍然难以实现。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改变现有的学术出版模式，更需要重塑整个学术界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的开放获取，更要确保这些知识的实用性和可及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链接（略）。
作者刘亚光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学术领域的这一变革趋势，通过流畅生动的文字将其展现出来。编辑挪冬和校对陈荻雁为本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让我们共同思考如何在开放获取与学术评价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学术领域的发展进步。流产网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