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化学系（化学系专业）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而基础研究则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会议指出，要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在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如何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怎样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对话。
嘉宾包括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山东大学数学学院原院长陈增敬、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刘玉斌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教授张建平。
赵跃宇指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工程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到制约的情况，这主要是由基础研究不足和原始创新不够导致的。我们需要把握好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基础研究强国”过渡的重大契机，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优化科技政策，使之成为“资金与人才”的效率。
张建平教授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状况。他认为，我国基础研究目前正处于从“大国”向“强国”过渡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理解这一观点。以他自己的科研经历为例，他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科研项目的资助力度在不断加大，资助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这为我们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刘玉斌教授则从物理学发展的进程出发，强调了基础研究对高新技术发展的内在推动作用。他认为，通过聚焦某些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问题研究，在21世纪上半叶取得原创成果是非常可能的。这些原创成果不仅能推动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还能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在谈到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因素时，陈增敬提到了评价机制的影响。他认为，必须鼓励科学家发现全新现象并归纳新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面对“前无古人”的新课题时更需要有耐心和宽容。
嘉宾们一致认为，当前我国已经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发挥高校在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方面的作用，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优化科技政策，为科学家们提供更有利的科研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基础研究强国”过渡的重大契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竞争对手间的“卡脖子”现象是竞争常态。真正导致“卡脖子”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长期以来，我国产业体系的核心关键技术过度依赖国外技术供给，这表明我们的基础研究无法支撑持续的创新与技术进步。这一问题背后反映出我们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战略出现了偏差。
基础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长期且充满挑战的任务，需要大量的国家投资来应对其特性，如投资量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等。在全球化的时代，技术外溢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技术流入国际市场并被其他国家免费获取时，不仅会导致投资受损，还会打击国家投资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如何避免国家投资在基础研究上的外溢，成为确保投资连续性和有效性的关键。
赵跃宇在基础学科建设方面有着深入的见解。他强调，高校在基础学科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专业人才质量有待提高。他回忆起自己上世纪70年代读书时，数理化是重要基石，而现在的基础学科教育与过去相比存在差距。课程内容虽然丰富，但质量和却有所下降。教师队伍建设也是一大挑战。一些教师更倾向于选择容易出成果的领域，而真正投入基础研究、坐得住冷板凳的科学家并不多。这背后的原因与功利化的评价体系有关。
张建平认为，“恒心和专注”是实现科技原创的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点，优化“人才管理体制”至关重要。而刘玉斌则指出，影响科学家恒心和专注的因素之一是现有的评价机制。当前的评价体系过于注重学历、资历、论文和项目等表面指标，导致科技工作者难以深入思考和研究原创性问题。
在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需要关注三个重点问题：加强基本理论构建和原始创新思想的提出，建立国际一流的研究团队并培养顶尖人才，继续加大经费投入并优化结构。为了推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构建适合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制度和体系，让科学家能够专注于科学难题的研究，面向科学前沿，勇闯科学“无人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精神，构建积极的评价体系，同时调整传统思考方式，站在一线研究者的角度，优化人才培养、评价、流动和激励机制等，构建一个适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全方位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迈向新的高度。陈增敬关于基础研究自主创新的思考
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投资的持续增长，实现关键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已成为时代课题。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并深化以下政策思考。
应鼓励科学家面向科学前沿，勇闯科学“无人区”。未知领域时不应受年龄或资历的限制，而应追求科研环境的宽松与自由。我们全社会都应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给予年轻科学家更多机会。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思想的汇聚与交流，让应用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的转化更加顺畅。以山东大学数学学院为例，他们发挥基础研究优势，通过数学与金融、生物信息的交叉研究，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课题，提出了创新理论。
引导社会力量和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关键。基础科学的繁荣能够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效率，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更大的收益。华为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创新人才激励，由于基础研究具有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创新项目管理方法。建议对基础研究项目特别是前沿项目，加强国际同行的立项门槛控制和成果质量控制，减少不必要的中期考核。可以由研究小组聘请专家进行堵点的共同诊断。
全社会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石。为了激发青少年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决心，我们需要在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深入开展科普教育。
张建平认为，推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既需要“好奇心驱动”，也需要“需求引领”。而“出好题”是关键，这不仅意味着满足需求，更要有顶层设计。从人才培养角度看，初中和高中阶段是最重要的基础教育阶段。为了培养更多基础研究人才，我们需要确保基础学科平衡发展，并在高考中赋予这些学科等量权重。
赵跃宇指出，培养基础研究人才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社会氛围至关重要。需要解决教师队伍建设评价、人才体系评价等问题。他还提到，现在的大学生相较以往，学术追求有所减弱，信心不高。高校应利用“双减”推动的时期，加强舆论引导，重点宣传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秀教师，增强社会对基础研究的认同感和追求。
综上，为了真正实现关键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我们需要从政策、社会氛围、教育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化改革，鼓励科学家勇闯科学“无人区”，激发青少年的科研兴趣，形成全社会“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我们学校，我们独树一帜地设立了几个“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这些班级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并不以成绩为唯一标准来筛选学生，而是更加关注他们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与兴趣。我们旨在通过流产网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培养计划，引导他们走向科研之路。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年轻教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指导后，许多学生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校在引导和培养学生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刘玉斌为例，他最近的研究指出，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产生原始创新成果的关键。想象一下，物理与材料学科的交融，可能会催生出全新的材料；而当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医学和药学等多学科携手共进，他们有可能构建出全新的生命健康维护系统，针对当前无法攻克的疾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
为了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们需要耐心和长期投入。这其中的重点包括评价机制的完善与优化，聚焦基础科学理论和原始创新成果的建立，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及专项经费的投入和结构调整。尤其是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它是整个过程中的基石和关键。
为了激发青少年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我们需要在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大力开展科普教育。而在大学阶段，我们也不应止步，要继续深化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先后建立了多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并陆续推出多项计划，如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以及强基计划等。这些计划的实施，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培养基础学科领域的一流人才方面将会取得辉煌的成就。
教师们，请密切关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状。请站在为国育才的高度，为学生终身发展能力的培养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学生们具备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本领，培养起原始创新的思维素养。
在《中国教育报》2022年03月25日第5版上，董鲁皖龙记者及其团队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流产网也希望大家能从这篇文章中受益。我们深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培养出更多的科研新星，为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